本文作者:心灵探险家

《三体》改编不得吗?

《三体》改编不得吗?摘要: 直播吧月日讯沃克接受费迪南德播客的专访期间他盛赞了前队友贝尔的赛季表现贝尔你知道吗那个赛季他每一次起脚最终皮球都会落入网窝这太夸张了网飞版自上映以来就引发了国内极大关注和争议争议的...

直播吧03月09日讯沃克接受费迪南德播客的专访,期间他盛赞了前队友贝尔的2012/13赛季表现。贝尔:你知道吗,那个赛季他每一次起脚,最终皮球都会落入网窝,这太夸张了。

网飞版《》自上映以来,就引发了国内极大关注和争议。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是这一版对原著的大量改编,例如背景放在了英国,而主角罗辑干脆变成了黑人Saul,而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归结为一个问题:相比起早先的腾讯版,网飞版到底好不好?

这一点已有太多人讨论过,但显而易见地,讨论完谁也没能说服谁。当然,“趣味”的问题本来就很主观,因为很多人理解的“好”,其实没什么客观审美标准,只不过是“我喜欢的那个就是好”——至少,要让人承认“我喜欢的那个,其实不好”,可以说是反人性的。

但在简体中文网上,这个问题还有棘手的另一面:太多人是不可能承认网飞版好的,只因那是国外翻拍的。这些热情的民族主义者通常抱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能输出到海外,那当然是值得骄傲的大好事;但另一面,这个大好事又不可能是好事,因为它不够“原汁原味”了。

《三体》改编不得吗?

问题就在这里:关键不在于网飞的改编好不好,而是无论怎样的改编都不可能让他们满意,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中国的文艺作品对外输出,但仍全然按照国内观众的口味来制作,甚至制作方不是中国公司就是原罪,那当然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就此而言,这些人是不可说服的,因为他们的审美趣味是由政治立场决定的,且抱着一种顽固的一元价值观:凡是偏离原著的,都是低劣的、错误的、不正宗的,而“正宗”的必然在“我们”这边。

实际上,这是正统论的当代变形,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心理基底。我很早就注意到,周围人对日本、韩国、越南这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的 有着毫不掩饰的优越感,嗤之以鼻地嘲讽他们不过是学了一点中国文化,加上本地元素,拼凑出一个奇奇怪怪的低劣版本,跟我们的当然没得比。

既然如此,那么改编版本的好坏根本不是一个可待讨论的问题,因为对这些人来说,答案是早已知道的——不正宗的怎么可能是好的?只有先承认大前提(“海外的改编、变异也有可能是好的”),才能讨论小前提(“网飞版的改编好在哪里”),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像这样的争论,在国内当然也不是第一回了。2018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推出根据《》改编的《猴王传奇》(Legend of the Monkey),在宣布开拍时就引发轩然大波:全剧四位主角的扮演者没有一位是华裔,唐三藏(Tripitaka)和沙和尚在剧中竟然都是女性。

这让很多中国人无法接受,纷纷谴责这是“恶搞”,因为这一设定太离经叛道了,就好像一道中国菜端上来,吃在嘴里只是西餐的味道,说不出的古怪。习惯了中国菜的胃太保守,以至于无法承认这也是“创新”。

倒是豆瓣上该剧的条目下有一条高赞评论还比较豁达:“你当它是《西游记》,这就是我们文化输出的成功案例;你不当它是《西游记》,这就是部还能看的魔幻剧。何必苛求符不符合原著的设定。”

确实,我们要勇于承认一点:在文化传播史上,变异而非继承才是正常现象,特别是民间故事,根本没有哪个才是唯一正确的正统版本,每个地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改编。

民俗学家Alan Dundes在《用精神分析学解释小红帽》一文中说:

变异是民俗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民俗具有各种各样的存在和变异的特点,在明显的对比之中,它甚至是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民俗中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文本,只有一些文本。

著名的灰姑娘故事,有一些人相信起源于唐人笔记《酉阳杂俎》,女主角叶限没有南瓜马车,遇到的也不是王子;在欧洲的最早版本中,水晶鞋也不是水晶做的,是法文本里毛制的鞋(Vair),英译时误作水晶(Verre)。在斯拉夫的版本中没有舞会情节安排,但对一个帮助她的动物很感兴趣;在德国版本中则相反,且对那些超自然的神秘元素更感兴趣——如教母、母亲坟墓树上的鸟等等。

别看中国人那么难以接受自家的经典被改编,但对于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倒是津津乐道。河南坠子《耶稣娃》有个选段,前些年火爆全网:

冬至过了那整三天,耶稣降生在驻马店。三仙送来一箱苹果,还有五斤肉十斤面。小丫鬟手拿红鸡蛋,约瑟夫忙把饺皮擀。店小二送来红糖姜水,喊一声:玛利亚大嫂,你喝了不怕风寒。

都是改编,反应的反差如此之大,这表明中国人在这方面抱有双重标准:如果原版源于中国,那么我们这儿是正统,改编的统统都是低劣的乃至不可接受的;但如果原版来自异文化,那么中国化的改编只能证明中国文化的强韧生命力,有力地改造了它,“无论什么东西进中国,就是中国的了”。总而言之,左右都是我们赢。
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之所以在国内如此流行,我猜想是因为这正中无数中国人的下怀,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觉得,固守自身就是最好的,还能好处兼得,但这真的是那句话的本意吗?
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点,需要的不是埋头看自己,而是抬头看世界:任何一种文化的独特性,都必须在一个世界的对比框架之下才能真正看清楚。英国诗人吉卜林有一句著名的格言:“一个只了解英国的人,对英国又了解多少呢?”其意无非是说,只有周游了世界,才能充分意识到英国有何不同于别处的特性。
正因此,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中强调,在全球化的时代,一种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是在一个国际结构之中,对表现或再现自我特色的要求”,而本土与国际的交流,又反过来会影响本土的文化生产,“就像食廊里卖的食品那样,它们必须占据一个标志差异的边缘空间:不能太缺乏 色彩,也不能太富有 色彩”。
回头来看,《三体》的改编正可折射出中国文化输出时亟需面对的困境:我们的文化生产,怎样才能充分考虑到世界各地其他人的“口味”,灵活调适,既不至于无法被人接受,又不失去自我,保留一定的“原味”?
那种原著党的设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那隐含着一种固执的乌托邦信念:自己的东西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就能完整地输出并受人欢迎。但是,现实点吧,你就算把川菜馆开到上海都得适应下本地人的口味呢。无视他人需求,不肯调适的僵硬态度,结果势必就是遭遇市场的惨败,文化难以输出。
这虽然都是小事,但由此正可见国内社会对他者感受的普遍漠视,而要让中国的文化符号真正走出去,恰恰需要理解异文化群体的感受,否则你怎么知道如何才能让对方喜欢?这就需要走出狭隘的本土文化立场,从更开阔的视角眺望他者、反观自身。在这方面,挑战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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